清华教授胡左浩：中国制造未到生死攸关时刻
21世纪网在推出了“中国制造，这张面孔在流泪”的专题之后获得了巨大反响。目前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人力成本上升、两税并轨、人民币升值压力的“三座大山”，外资的相继撤离也在发出明显的信号——中国制造业的环境已经发生变化，企业的转型与升级成为了最重要的问题。
对此，清华大学教授胡左浩接受了21世纪网专访，他表示，目前我们的制造业正处于拐点之中，但并未到生死攸关的时刻，不要低估中国市场的容量，我们有着广阔的农村市场，制造业转型将会呈现出多梯度与区域性的特点。胡左浩同时认为，未来的全球制造业将会多国家为中心的局面，二三十年内中国仍占有重要的份量。
清华大学教授胡左浩
从“微笑曲线”到“哭泣曲线”
“我们正处于制造业转型的拐点中，但并未生死攸关”
21世纪网：您认为现在的中国制造业处于什么样的阶段？
胡左浩：目前来说，与发达国家相比，我们的制造业仍然有优势，但优势在变小。我们一直有制造业大国的背景，早年经济水平不高，资源和能力要先从制造业或者装配业做起来，各个方面也符合发展制造业的条件，比如土地成本低、税收低，基础设施成本低，当然，还有人工的工资低。国内的市场需求大，再加上成本的低廉，使前几年制造业发展比较快。
然而经济发展是阶段性的，中国经济经过20多年高速发展，不仅仅反映在总量的增加上，更反映在结构和质量的调整、社会发展和生活改善，可以说，我们目前处于制造业转型的拐点中。
21世纪网：可不可以说我们处在了转型的迫在眉睫时刻？
胡左浩：目前并未到生死攸关的时刻，离你说的“迫在眉睫”还差那么一点点。
什么叫生死攸关？日本在80年代碰到了这个情况：第一、日元大幅升值，出口产品价格升高；第二、日本人工资大幅增加，又受到中低端制造商的挑战，那时候真的是生死攸关了，只能靠不断的研发技术、争取海外市场来求生。
我们虽然也面临着人力成本增加和人民币升值压力，但不要忘记，中国的市场很大，梯度大，容量也大，这给很多企业提供了生存的空间。
我们高中低档次的产品都有需求，这是中国的收入结构决定的、城乡差距决定的，我们还有二三线城市、还有广阔的农村市场。
所以，在中国，说到制造业转型，是要分行业和地域的。比如沿海城市的玩具业和服装制造业等，现在苗头出来了，最难办的是广东那边中小厂子，地也贵、人工也贵，但也不是没有办法啊，富士康不就搬到河南去了吗？
21世纪网：您认为“生死攸关”什么时候才到？
胡左浩：十年左右。都说现在中国经济下行，但这是高位下行，总的发展速度还是比较高的，永远不要低估中国市场的容量。
21世纪网：那是什么样的契机或者说时间点导致了制造业的变化？
胡左浩：进入了2010年以后，制造业环境在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。一个是劳动力成本在增加，随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，人们对于工作和报酬的诉求也更高；
另一个是以往我们靠成本优势大规模生产，但是生产的产品同质化严重，导致市场竞争激烈，所以价格上不去，但是随着经济发展，成本又越来越高，利润大幅下滑，那么对我们众多企业提出要求，逼迫产业转型、技术提升和管理转型。
而从外部环境来讲，人民币面临着升值的压力，也是使得我们重新布局自己的制造业。
21世纪网：您提到了劳动力成本的增加，其实现在最突出的表现就是“用工荒”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？
胡左浩：这得分两方面来看。一方面，用工荒确实是经济的长期隐患，这确实有新增劳动力供给大幅下降的原因，但其实在我看来，最核心的因素是劳动力素质提高了。原来劳动者都是小学、初中没毕业，脏累苦的活儿都愿意干；现在都是高中毕业，这些活儿还愿意干吗？
劳动大军早年发展靠压低工资、延长劳动时间这种外延式的增长，但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增加，劳动大军工资提升是必然的要求，并且不可逆转，还有加快的迹象。这是对社会财富要合理分配的要求，不仅仅是经济问题，而是一个国家道德水平的体现，
另外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才能消费、才能买房子或者旅游，劳动大军才是社会主体，只有他们工资提高了，整个社会文明才会进步。
中国制造
胡左浩认为，高铁跟飞机和汽车制造业比，主动权完全操控在中国自己的手上，而且慢慢打入国际。企业在转型中的生存
“现在是企业经营者集体洗脑的时代”
21世纪网：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企业上来说，现在是迫使他们必须转型的好时机？
胡左浩：中国企业走过了“低成本、低质量”、“高成本、高性价比”的阶段，现在是第三个阶段——创新。中国企业想要迈入第三个台阶，一个是技术升级、一个是管理升级。技术升级要不断开发新产品，之前我们的企业都是属于追赶型的，看着别人做就可以；到了创新，不确定性很大，逼迫企业将钱投入到创造领域去，技术是买不来的，买来的技术都是二流的。
其实在这方面有做的比较好的，但是可能争议比较大，就是高铁。高铁跟飞机和汽车制造业比，主动权完全操控在中国自己的手上，而且慢慢打入国际。相比来说，我国是汽车是第一大制造大国，但在世界上一点地位都没有，不管是一汽、二汽，还是吉利、奇瑞，完全不在国际视野内，所谓合资品牌都是虚的，如果我们政策变了，可以搞独资了，人家立马就会把国内厂家甩掉，合资厂其实什么都没有，又没有技术，又没有配套。我们的汽车业就是给别人代工，没有掌握主导权。
21世纪网：目前来说，企业似乎没能摆脱粗放型增长，比如钢铁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在困扰着所有的钢铁企业。
胡左浩：钢铁业也会两极分化，一类是产品质量性能很好，另一类是成本控制的很好，通过技术和管理，提高生产效率，包括兼并收购、产业链优化与打通。市场疲软不等于所有企业都疲软，也有很多企业出口的很好，在于其有没有独特的地方。广东低值加工厂子的倒了一片，专门做玩具的玩具厂就剩了一家，但是那家做的很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把倒闭的厂子都兼并过来了。
21世纪网：中国制造业面临着人力成本上升、两税并轨、人民币升值压力“三座大山”，但就目前来讲，企业似乎没能做好准备去应对这些。
胡左浩：企业转型绝大多数是被迫的，主动求变的人很少。
你说到的人力成本，前面已经提到了，这是必然的趋势；至于税的问题，中国税收重和轻不好说，因为地方政府反税反的很厉害。而且，任何国家高速发展过程中，税收都是越来越多的，日本的零售税、消费税都是后来才加上的，有利于政府的二次分配和公共服务，只不过我们要监督政府把钱用到正途上面去。而汇率由市场决定，在发展中国家走向发达国家过程中，汇率都是上升的。
我想说的就是，这都是国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，企业经营者不能抱怨。做企业的人应更多关注自己的内部、适应市场，做好应变的准备。
现在很多做企业的人保持着老一套思维，原来靠低成本、低地价、以及政府给的低税收进行原始积累，现在发现都没有了，却还妄想着追求这个东西。企业经营者也需要自己转型和变革，现在是企业经营者集体洗脑的时代。
外资唱离歌
“不必大惊小怪，走的企业都不要把它当回事”
21世纪网：您怎么看外资的“撤退潮”？
胡左浩：外资撤离中国是很正常的现象，以后这种情况还会有。一方面，跨国公司在商言商，哪个地方便宜就到哪个地方去，但最重要的是，他们本身在中国市场竞争力不强。中国市场是全球竞争的市场，做不下去了自然要走。不要高看这些外资企业，撤离中国的都是自己本事不成，我们要看背后的东西，走的企业不要把它当回事。绝大部分企业还是会留在中国，毕竟规模大、潜力大，能赚大钱。诺基亚(微博)没有中国市场的话早就垮掉了，僵而不死，是中国市场给他了喘息。
21世纪网：那么反过来，撤走的外资会不会对中国经济有影响？
胡左浩：有部分人很担心这个问题，但实际上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。不要怕下岗和失业，我们市场大，即使有三万人下岗，其他企业也会吸纳过来。只要市场有需求，这家厂子厂关门了，其他企业也可以接收。一定要知道中国是很大的市场，吸纳能力很强。
中国制造的未来
“未来二三十年，中国都会是制造中心”
21世纪网：有人说，全球制造业的再分配已经开始，虽然目前还只是最初阶段，但印尼和泰国对FDI的吸引力明显提高，世界工厂的位置是否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？
胡左浩：你放心，在未来至少二三十年，中国都会是中心。原来的观点是制造业只有唯一的中心，这是错误的，印尼和泰国会是中心，但是中国仍然是中国最主要的制造中心。这一点我坚信不疑。
21世纪网：哪来的信心？
胡左浩：外资来中国经营和投资，分成两类：一是把中国作为再出口基地，看中了中国的综合成本优势，目前，我们的综合成本优势还是突出的，比如在中国有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，在别的地方做不了。第二，看中中国市场，这是未来潜力巨大高速增长的市场，那这样的企业就更不会选在别的国家制造。
21世纪网：如果我们一直是世界工厂、制造中心，那我们的企业仍然在做最低等的工作，怎么转型和升级？
胡左浩：中国是主要的制造中心，但不是中国经济的全部。我们也可以也走向苹果、亚马逊(微博)这样的模式，成为解决方案供应商，品牌运营商，这就是制造业的转型。现在我们所说制造业遇到的瓶颈仅仅指的是装配业、是最低端的，原配件、组装设备、模具这些都是制造业，制造业未来的升级任重道远。 胡左浩教授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市场营销系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清华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。1985年在华中理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，1988年在浙江大学获得硕士学位， 2000年在日本京都大学经济学部经营学科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。目前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讲授营销管理，渠道管理，服务营销，销售管理等课程。
